《大西洋月刊》发布题为“智能手机毁了一代人?”的文章。文章指出,1995年至2012年出生的i一代(iGen)更多地呆在家抱着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网,玩社交媒体,更少外出参加派对,更少开车,更少去约会。人身安全上,这一代青少年是更安全了,但在心理健康方面,他们可以说处于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危机边缘。
以下是文章主要内容:
去年夏天的一天,中午时分,我打电话给住在德州休斯顿的13岁孩子阿西娜(Athena)。她接听电话——从11岁起她就有台iPhone了——听起来她才刚睡醒。我们聊了下她最喜欢的歌曲和电视剧,我问她平常喜欢跟朋友一起做些什么。“我们会去商场逛逛。”她说。“爸爸妈妈开车送你们过去吗?”我问,想起1980年代自己在读中学时,很喜欢跟朋友一块去逛街,享受几个小时父母不在身边的自由时光。“不,我跟家人一块去。”她回复道,“我们会跟妈妈和哥哥们一起去,跟在他们后面。我必须得告诉妈妈我们要去哪里。我必须每隔30分钟或者一个钟就跟他们报告一下行踪。”
他们其实并不常去商场——大概一个月一次。阿西亚和她的朋友更多的是通过手机呆在一块,不用年长妇女陪伴。不同于我那一代会一整个晚上跟家人呆一块听他们闲聊的年轻人,他们更多的是在“阅后即焚”通讯应用Snapchat上聊天。他们会有意识地去延续自己的Snapstreak(显示他们连续多少天通过Snapchat相互聊天)。有时候,他们会保存朋友发来的一些特别可笑的图片的截图。“这是一种很好的敲诈手段。”阿西娜说道。(由于她是未成年人,我没有使用她的真名。)她跟我说,她愿意在夏天的大多数时间里都一个人呆在自己的房间玩手机。她说,那是她那一代的生活方式。“除了通过iPad或者iPhone以外,我们无法了解别人的生活状况。我想我们喜欢我们的手机更胜于现实中的人。”
我研究代际差异已经有25年,从我22岁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时候开始。通常来说,定义一代人的那些特征会逐渐出现。已经出现的信念和行为习惯会持续下去。例如,千禧一代是非常个人主义的一代。我对于特征趋势线形图已经习以为常,它们看起来像是普通的丘陵和山谷。后来,我开始研究阿西娜那一代。
2012年左右,我注意到青少年的行为和情绪状态的剧烈变化。原本平缓倾斜的线形图变成了陡峭的山脉和悬崖峭壁,千禧一代的很多显著特征开始消失。对代际数据(有的可追溯到1930年代)进行分析以来,我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的事情。
对于前几代人来说,独立实在太有吸引力,而现在的年轻人却不那么觉得了。
一开始我假定这些可能只是暂时的现象,但从数年的观察和一系列的全美调查来看,这种趋势却持续下去。这些变化不只是程度上的变化。千禧一代和前人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们的世界观;现在的年轻人与千禧一代的不同不仅仅体现在世界观上,还体现在他们如何花费他们的时间上。他们每天的经历可谓大相径庭,尽管他们比前一代人只是晚出生几年。
2012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会引起这么大的行为变化呢?那发生在从2007年持续到2009年的经济大衰退以后,那几年给千禧一代带来了更加糟糕的影响。他们努力地在风雨飘摇的经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那也恰恰是美国人拥有智能手机的比例超过50%的时候。
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塑造的一代
看青少年态度和行为的年度调查看得越仔细,跟像阿西娜这样的人聊得越多,我就越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是被智能手机和伴随而来的社交媒体的兴起塑造而成的一代。我将他们称作“i一代”(iGen)。这一代人在1995年至2012年间出生,从小开始玩智能手机,还没上高中就有Instagram账号,一出生就是有互联网的时代。千禧一代也是伴随着互联网长大,但它在他们的生活中并不是无处不在,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连接上。i一代最老的成员在iPhone于2007年问世的时候进入青少年初期,在iPad于2010年进入市场的时候上高中。2017年针对5000多名美国青少年的调查发现,75%拥有一台iPhone。
智能手机和它的兄弟产品平板电脑的到来,很快就让人们对于“屏幕时间”毒害身心的影响苦恼不已。但这些设备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它们远不局限于人们注意力持续时间缩短等常见的担忧。智能手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青少年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他们的社交活动的性质到他们的心理健康。这些变化影响着美国每一个角落和每家每户的年轻人。这些影响既覆盖富裕家庭的青少年,也覆盖贫困家庭的青少年;覆盖任何种族的青少年;覆盖城市、郊区和小城镇的年轻人。有手机基站的地方,就有青少年整天抱着他们的智能手机过日子。
对于像我们这样有着美好的青少年回忆的人来说,这种现象或许有些怪异,且令人担忧。然而,代际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怀旧一下以前的人年少时的生活方式;而是要理解现在的人的情况。有的代际变化是积极的,有的是消极的,很多既积极又消极。现在的青少年觉得在自己的卧室呆着比开车兜风或者参加派对更加舒服,因此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要低于以前的青少年。他们遭遇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喝酒也少了。
然而,从心理层面来看,他们要比千禧一代脆弱:青少年患上抑郁症和自杀的比例自2011年以来直线上升。说i一代处于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心理健康危机的边缘也毫不为过。这种退化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他们的手机。
即便是在重大事件(如战争、技术跃进)给年轻人的成长带来极大的影响的时候,也从未有单一的因素能够定义一整代人。跟学校课程和文化一样,父母教养方式在不断地改变,这些因素都很重要。而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同时兴起则引发了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见识过的那种强烈震荡。目前已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我们给予年轻人的那些设备正对他们的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正让他们变得很不开心。
i一代与前几代人的明显行为差异
在1970年代初期,摄影师比尔·耶茨(Bill Yates)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的Sweetheart溜冰场拍了一系列的人物照片。在其中一张照片中,一位赤膊的青少年站立着,牛仔裤腰头插着一瓶大大的薄荷酒。在另一张照片中,一个看上去不超过12岁的男孩在摆姿势,嘴里叼着一根香烟。那个溜冰场是一个孩子们能够摆脱父母的管束,干自己想干的事情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可以喝酒,可以吸烟,可以在汽车后座亲热。在黑白照片里,年轻时的婴儿潮一代看着耶茨的相机,流露出源自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信——即便那些选择在他们的父母眼里并不是正确的选择。
15年后,X一代青春期的时候,吸烟已经失去了一些吸引力,但独立仍然是他们非常渴望的东西。我和朋友早早谋划尽可能早地拿到驾驶证:一到16岁我们就到DMV(美国车辆管理局)预约,利用我们新得到的自由逃离我们的郊区社区的禁锢。父母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家的时候,我们会说,“我非得要什么时候回家吗?”
对于前几代人来说,独立实在太有吸引力,而现在的年轻人却不那么觉得了。他们不像前几代人那样经常出门,逃脱父母的管束了。这种变化令人吃惊:2015年12年级学生出门频率竟然比2009年时的八年级学生低。
现在的青少年也比较少去约会。对于求爱的初始阶段(X一代称之为“喜欢”),现在的孩子则称之为“谈话”——这一代更喜欢发短信而不是面对面说话,因此这种称谓可以说是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选择。两个年轻人在“谈话”了一段时间以后,可能会开始约会。但调查显示,2015年高中毕业班学生出去约会的比例只有56%左右;婴儿潮一代和X一代的这一比例则高达85%左右。
伴随约会活动减少而来的是,性活动减少。九年级学生的减少幅度最大,这一人群中性行为活跃的青少年数量自1991年以来减少了近40%。现在,青少年首次性行为一般发生在11年级的春季,比X一代足足晚了一年。青少年性活动减少,造就了近年来青少年最积极的趋势之一:2016年青少年生育率创下历史新低,较1991年的现代峰值下降67%。
就连开车——美国流行文化里的青少年自由象征——对于现在的青少年来说也失去了魅力。几乎所有的婴儿潮一代的高中生都在高中最后一年的春季的时候拥有了驾驶证;而现在,仍有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在高中结束时没有驾驶证。对于一些人来说,父母是任劳任怨的司机,因此他们不必急着考取驾驶证。“我的父母愿意载我去任何的地方,从来都没有怨言,因此我总是有人接送。”圣地亚哥的一位21岁学生告诉我,“直到妈妈告诉我她不能一直送我去上学,我才去考驾驶证。”她最终在她18岁生日六个月后拿到驾驶证。从一个又一个的采访来看,青少年去考驾驶证更多的是受父母的唠唠叨叨驱使——这在前几代人身上简直不可想象。
独立不代表自由——你口袋里得有点钱,才能给车子加油,又或者购买烈酒。在过往的时代,很多孩子都会去打工赚钱,他们非常渴望得到经济上的自由,又或者在父母的刺激下领会到了钱的价值。但i一代的青少年去打工的就没那么多了(或者说没那么注意管好自己的钱包)。在1970年代末,77%的高中毕业班学生在上学期间还打工赚钱;到2010年代中期,这一比例下降到只有55%。八年级学生打工赚钱的人数也减少了一半之多。这些下滑在经济大衰退期间出现加剧,但即使就业机会已经重新增多了,青少年打工的比例也没有出现反弹。
当然,最早推迟承担起成年人的责任的并不是i一代。在1990年代,X一代成为了首代推迟承担起成年人的传统责任的人。年轻的X一代跟年轻的婴儿潮一代一样热衷于开车、喝酒和约会,他们在青少年时期的性活动要更加频繁,怀孕的人更多。但青春期过后,X一代成家立业的时间要晚于他们之前的婴儿潮一代。
X一代前所未见地延长了他们的青春期:他们更早发生性行为,更晚成家立业。从千禧一代开始,再延续到i一代,青春期再一次出现萎缩——但仅仅是因为他们晚进入青春期。从各类行为(喝酒、约会和无家长监督的自由活动)来看,现在的18岁孩子表现得更像是以前的15岁孩子,现在的15岁孩子表现得更像是以前的13岁孩子。现在的人的童年延长到了高中。
为什么现在的青少年会更晚承担起成年人的责任和享受成年人的快乐呢?经济和父母教养的变化肯定有影响。在更加看重高学历而非早年工作经验的信息经济时代,家长可能更倾向于鼓励孩子呆在家里学习,而不是到外面做兼职。反过来,青少年也似乎很喜欢这种在家消遣的安排——并不是因为他们勤奋刻苦,而是因为他们的社交生活都在他们的手机上。他们不需要离开家去找朋友玩。
如果说现在的青少年是埋头苦读的一代,那我们会从数据中看得出来。但2010年代的八年级、十年级和12年级的学生实际上花在功课上的时间要少于1990年代的X一代。(要上四年大学的高中毕业班学生花在功课上的时间跟前几代人一样多。)近年来,高中毕业班学生花在学生社团、体育锻炼等活动上的时间几乎没什么变化。再考虑到这些学生打工赚钱的人变少了,也就是说,i一代年轻人相比X一代有更多而非更少的空闲时间。
那么,那些空闲时间他们用来干什么呢?他们在自己的房间里玩手机,一个人呆着,常常会感到失落。
i一代并没过得更开心
i一代的生活有讽刺意味的其中一点是,虽然在与父母呆在同一屋檐下的时间明显更多了,但现在的青少年跟父母之间的关系相比前几代人并没有变得更加亲密。“我见过朋友和家人是怎么相处的——他们都不跟父母说话。”阿西娜跟我说,“他们在玩手机的时候,只会敷衍父母。他们并没有关注身边的家人。”跟同辈一样,阿西娜也很懂得“屏蔽”她的父母,从而能够一心玩她的手机。她夏天大多时候都在跟朋友保持联系,但几乎所有的联系都是通过短信或者Snapchat进行。“我玩手机的时间比跟现实中的人在一起的时间要长。”她说,“我的床都有我的身体印记了。”
在这方面,她也是典型的例子。从2000年到2015年,几乎每天跟朋友聚在一起的青少年数量下降了40%以上;近年来下滑幅度尤其显著。这不仅仅是参加派对的孩子变少的问题;连一起出去玩的孩子都变少了。那可是以往大多数的青少年都会做的事情。溜冰场,篮球场,城镇的游泳池,本地的亲热胜地——统统都被经过应用和Web访问的虚拟空间取而代之了。
你可能以为,青少年花那么多时间在这些新的空间上是因为那让他们更开心。但大多数的数据显示,事实并非如此。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资助的《监测未来》(Monitoring the Future)调查自1975年以来每年询问12年级学生超过1000个问题,并从1991年开始询问八年级和十年级的学生。该调查问青少年的问题包括:他们有多开心,他们将多少空闲时间花在各种不同的活动上,其中包括面对面的社交互动、体育运动等非屏幕类活动,近年来则会问参与屏幕活动的情况,比如使用社交媒体、发短信和浏览网页。调查结果再清楚不过了:屏幕活动时间超过平均水平的青少年过得不开心的可能性更高,而那些非屏幕活动时间超过平均水平的青少年过得开心的可能性则更高。
从该调查来看,没有例外的情况。所有的屏幕活动都与开心程度变低有关,所有的非屏幕活动都与开心程度变高有关。一周在社交媒体上花费10小时或以上的八年级学生,相比使用社交媒体时间较少的,称自己过得不开心的可能性要高56%。诚然,一周使用10个小时算很多了。但那些一周在社交媒体上花费6到8小时的人,相比使用社交媒体较少的,称自己过得不开心的可能性仍然要高出47%。而亲身的社交活动的影响则恰恰相反。那些亲身与朋友呆在一块的时间超过平均水平的人,相比与朋友一起玩的时间低于平均水平的,说自己过得不开心的可能性要低出20%。
青少年玩屏幕设备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反映有抑郁症症状。
屏幕时间令人不开心
如要根据这项调查给出如何过上更快乐的青春期的建议,那很简单:放下手机,关闭笔记本电脑,做某种(任何)不涉及屏幕的事情。当然,这些分析并不能准确证明,屏幕时间会让人不开心;青少年不开心的时候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上网。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屏幕时间,尤其是使用社交媒体,的确会导致人不开心。一项研究让有Facebook页面的大学生在两周内通过手机完成简短的调查。他们一天会收到五次带有一条链接的短信,收到后他们需要汇报他们的心情和使用Facebook的时长。他们使用Facebook越多,就觉得越不开心,但觉得不开心并不会促使他们更多地使用Facebook。
像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络网站高举帮助我们连接朋友的旗号。但调查数据描绘的i一代青少年是孤独混乱的一代。每天访问社交网络网站,但较少在现实生活中与朋友相聚的青少年,最有可能认同诸如“很多时间我都觉得孤独”、“我常常觉得自己被孤立”和“我常常希望自己有更多的好朋友”的话。青少年的孤独感在2013年迅速上升,此后也一直维持在高位水平。
从个体来看,这并不意味着花更多时间上网的孩子肯定比上网较少的人孤独。平均来看,在社交媒体上花费更多时间的青少年在线下与朋友见面的时间也更多——社交十分活跃的青少年在线上线下都更多地参与社交活动,而社交没那么活跃的在线上线下都比较少参与社交活动。但从整代人来看,在智能手机上花得时间更多,线下社交活动时间较少的青少年,普遍都比较孤独。
抑郁情绪也是如此。屏幕活动的影响显而易见:青少年玩屏幕设备的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反映有抑郁症症状。属于社交媒体重度用户的八年级学生患上抑郁症的风险增加了27%。而做运动、参加宗教活动甚至做功课的时间多于平均水平的八年级学生,患上抑郁症的风险则大大减少。
一天在电子设备上花3小时或以上的青少年有自杀风险(比如制定自杀计划)的可能性要高35%。(该数字明显高于与看电视相关的自杀风险。)有一项数据间接地但令人震惊地反映孩子越来越孤独:自2007年以来,青少年杀人率呈现下降,但自杀率上升。随着青少年呆在一起的时间减少,他们杀害其他人的可能性减少,自杀的可能性则增加。2011年,青少年自杀率高于杀人率,为24年来的第一次。
抑郁症和自杀有很多的原因:电子设备技术太多显然不是唯一的原因。青少年自杀率在1990年代甚至要更高,当时智能手机还远未出现。另外,现在美国服用抗抑郁药物的人数已经增加了大约3倍,该类药物治疗与自杀相关性最高的严重抑郁症通常都有效。
智能手机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堪忧的关联性
智能手机和这一代正在经受的显性心理困扰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尽管社交媒体能够无时无刻连接孩子们,但它们也会放大青少年觉得被孤立被冷落的担忧。现在的青少年少参加派对了,少参与线下聚合活动了,而当他们参加那些活动的时候,他们也不停地用手机记录那些时光——不管是在Snapchat,还是在Instagram或者Facebook上。那些被获邀参加的人很容易就看到那些活动。相应地,觉得被孤立的青少年数量创下所有年龄组的历史新高。跟孤独感增加一样,被孤立感的增加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这种趋势在女生当中尤其显著。2015年,觉得自己常常被孤立的女生数量比2010年高出48%,男生的这一比例则只有27%。女生更多地使用社交媒体,因此有更大的几率看到朋友或者同学一块聚会但没有叫上自己,觉得自己受到排挤和孤独。社交媒体也给发布帖子的人带来不良的心理影响,因为她们总是在焦虑不安地等待别人的评论和点赞。阿西娜告诉我,当她在Instagram上发布照片的时候,“我会觉得很紧张,担心人们会怎么看会说些什么。我有时候会因为所发出的照片没有得到一定数量的赞而感到苦恼。”
在现在的青少年当中,女生出现抑郁症症状的数量增长也更为明显。从2012年到2015年,出现抑郁症症状的男生增加了21%,女生则增加高达50%——为男生的两倍多。自杀率的上升在女生当中也尤其明显。尽管男生和女生的自杀率均呈现上升,但2015年12岁到14岁的女生自杀人数较2007年增加了两倍,男生则是增加了一倍。男生的自杀率仍然更高,部分因为他们采取更加致命的自杀方式,但女生正在开始缩小差距。
青少年女生自杀人数较多,可能还因为她们更有可能遭遇网络欺凌。男生之间通常更多的是实施身体上的欺凌,而女生则更多的是通过贬损受害者的社会地位或者人际关系来实施欺凌。社交媒体给予了中学的女生整天对别的女孩实施她们喜欢的攻击方式、排挤和排斥的平台。
社交媒体公司当然很清楚这些问题的存在,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努力防止网络欺凌的出现。但它们的动机各异,至少可以说很复杂。最近曝光的一份Facebook文件显示,该公司一直在向广告主声称自己能够根据其青少年用户的行为判断他们的情绪状态,甚至能够准确指出“年轻人需要信心提振的那些时刻”。Facebook承认该文档属实,但否认有提供“工具让广告主根据人的情绪状态精准投放广告。”
睡眠影响
2014年7月,德州北部的一名13岁女生醒来的时候问到有东西在燃烧的气味。结果是,她的手机过热起火,烧着了被单。各地媒体纷纷对此进行了报道,令读者纷纷担忧他们的手机可能也会着火。但对我来说,手机燃烧并不是该故事唯一让我觉得惊讶的一点。我在想,为什么会有人睡觉的时候将她的手机放在枕头边呢?你在睡觉的时候又不能上网冲浪。几英寸以外的地方有台嗡嗡作响的手机,谁能睡得好觉呢?
出于好奇,我问了我在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学生他们睡觉的时候如何处置他们的手机。从他们的回答来看,他们都沉迷上手机了。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跟手机一起睡:将它放在枕头底下,放在床垫上,或者至少放在离床一臂之隔的地方。他们睡觉前会刷一下社交媒体,早上醒来也马上拿起手机(他们必须这么做——他们全都用它来调闹钟。)手机是他们睡前看到的最后一样东西,也是他们早上睡醒后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如果半夜睡不着,他们通常会去看手机。有的觉得自己上瘾了。“我知道我不该那么做,但我就是忍不住。”有名学生如是谈到在床上看手机。有的将手机视作自己身体的一种延伸——甚至将它视作恋人:“睡觉的时候,让手机离我近一点,我会有安全感。”
智能手机或许会让人舒心,但同时它也导致青少年的睡眠减少:很多人现在大多时候都睡不到7个小时。睡眠专家们表示,青少年每晚应该有9小时左右的睡眠;睡不到7个小时的青少年,属于严重缺乏睡眠。2015年缺乏睡眠的青少年比1991年增加了57%。从2012年到2015年,短短几年间,睡眠不足7个小时的青少年却增加了22%。
这一增长的时机很可疑,同样是在多数青少年有了智能手机后开始出现。两项全美范围的调查显示,一天使用电子设备3个小时或以上的青少年,睡眠不足7个小时的可能性比使用社交媒体不到3个小时的高出28%;每天访问社交媒体网站的青少年缺觉的可能性要高19%。儿童电子设备使用调查的元分析得出了类似的结果:睡觉之前使用媒体设备的儿童更有可能缺觉,更有可能睡眠质量不佳,白天昏昏欲睡的可能性要比睡前没有使用媒体设备的儿童高出一倍多。
我的小孩子当初虽然才刚到学走路的年龄,却已经能够娴熟自如地用手指滑动操控iPad。
电子设备和社交媒体似乎有特别强的睡眠干扰能力。看书刊多于平均水平的青少年实际上出现缺觉的可能性要略低——要么因为看书刊可帮助他们平静入眠,要么因为他们能够在睡觉时间放下书刊。一天看数小时电视与睡眠减少的关联性很弱。而智能手机的吸引力则往往难以抵挡。
缺乏睡眠与各种问题有关联性,如思考和推理能力受损,容易生病,体重增长,高血压。它也会影响人的情绪状态:睡眠不足的人容易出现抑郁焦虑情绪。重申一遍,准确追踪这些因果关系非常困难。智能手机可能导致睡眠不足,进而引发抑郁,又或者手机可能导致抑郁,进而引发睡眠不足。又或者说有某种其它的因素可能同时导致抑郁和睡眠不足更多地出现。但黑暗中会发出蓝光的智能手机在这里头很有可能起到十分不良的作用。
家长该怎么办
抑郁症和智能手机之间有着足够强的关联性,因此家长应当告诫他们的孩子少使用手机。正如科技撰稿人尼克·比尔顿(Nick Bilton)所报道的,这是部分硅谷大佬遵循的一个原则。连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也限制自己的孩子使用他给这个世界带来的那些电子设备。
这不仅仅关乎孩子们如何度过他们的青春期。全天候待命的智能手机对于他们的影响可能会延续到成年期。在遭受过抑郁症的人当中,至少一半人后来复发。青春期是发展社交技能的一个关键时期;由于面对面与朋友呆在一起的时间减少了,青少年练习实践社交技能的机会也减少了。未来十年,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成年人知道在某一情境中该使用哪个表情符号,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不知道该有怎样的面部表情。
我意识到,限制习惯于一直在线上的一代孩子使用电子设备,可能有些不切实际。我的三个女儿分别出生于2006年、2009年和2012年。她们年纪还小,还没有显现出i一代的特征。但我已经亲眼目睹新媒体在她们的年幼生活中是多么地根深蒂固。我的小孩子当初虽然才刚到学走路的年龄,却已经能够娴熟自如地用手指滑动操控iPad。另有个孩子6岁的时候就要求拥有自己的手机。我也听到过9岁的孩子在讨论席卷四年级学生的最新应用。让手机脱离我们的孩子的双手会很困难,甚至比我父母那一代让他们的孩子关掉MTV多出去呼吸下新鲜空气还要困难。
但敦促青少年负责任地使用手机关系重大,即使只是给我们的孩子灌输适度的重要性,也能取得一些好处。一天使用电子设备两个小时或以上以后,对于心理健康和睡眠的严重影响马上就会出现。青少年每天花在电子设备上的时间平均达到2.5个小时。制定一些适当的规矩,可能会有助于防止孩子惹上不良的习惯。
在与青少年的交谈中,我看到了一些希望:孩子本身已经开始将他们的一些麻烦与他们时刻在身边的手机关联在一块。阿西娜告诉我,在她与朋友见面相聚的时候,他们通常都是光顾着看自己的手机,不会去看她。“我在试图告诉他们某件事情,但他们实际上都没有看着我的脸。”她说,“他们在看着他们的手机,或者看着他们的Apple Watch智能手表。”“你在面对面地跟人说话,而他们却不看着你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感觉?”我问道。“有些伤心。”她说,“挺伤心的。我知道我父母那一代不会那样做。我可能是在说某样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他们甚至都没留心听我说。”
她告诉我,有一次,我在跟一个朋友玩,她在给她的女朋友发短信。“我在试图告诉她我家的情况,我家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却像在说,‘啊哈,好吧,你说什么都无所谓。’于是我从她手中夺走手机,将它往墙上扔。”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你在玩排球吧,”我说,“你的手臂够强壮吗?”“当然。”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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