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格力电器总裁董明珠在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90后不愿意去实体经济里工作,在家开网店,一个月赚一两千不用受约束,不用打考勤,这一代人对国家经济发展影响的隐患是严重的,不只是实体经济,对社会发展都有影响。”
她的这个观点被认为是当下中国试图巩固实体经济,避免“脱实向虚”的产物,是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的一次“拨乱反正”。与董明珠同场的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也表达了类似看法,即实体经济才是创造财富的经济,互联网作为虚拟经济应当为实体经济服务,如果虚拟经济成为主业,挤压了实体经济,最后造成的结果是实体经济无法支撑整体经济发展,虚拟经济也会变成泡沫消失。
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董明珠所说的重点是服务业发展对实体经济的劳动力影响,即年轻一代宁愿赚得少一点也不愿去当工人,因为服务业相对轻松,而制造业工作强度高,纪律严格。几天前,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也曾表示,国内基建速度太快,房地产发展过热,吸收了大量农民工短期就业,而制造业需要为员工交税、买保险,抬高了劳动力价格。他还批评,现在的学生毕业后,首选公务员,其次选择进入银行等金融机构,高素质的工人越来越少。
这意味着制造业最大的威胁还不是税负问题,而是劳动力的逃离。即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制造业工作,因为枯燥、强度高,缺乏自由与舒适。而中国同期服务业的大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岗位,为年轻人逃离制造业提供了机会。因此,每年春节过后,我们总是看到沿海地区的工厂出现“用工荒”现象。这会迫使工厂增加工资以吸引农民工,并承担更多的福利保障支出。
可以看出,引起中国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人口红利的消失,一个是服务业发展分流了制造业劳动力。前者是趋势性的总量的,而后者是经济结构转变带来的结果。2012年,中国第三产业GDP首次超越第二产业,从那以后,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高,应当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在总量上是得到了优化。
但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第三产业(服务业)的效率很低,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两点,一是绝大部分服务业是由政府或者国企垄断的,本身效率就低。另外一点就是中国地产业与金融业发展太快,一个是砖头水泥,一个是资金空转,所占GDP比重较高。因为服务业效率低,才需要大量劳动力。
根据研究,自2008年开始,中国经济的劳动生产效率增速开始降低,主要原因是政策刺激计划导致大量资源流向了地产、基建以及金融等第三产业。这些行业尽管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但是其劳动生产率较低,远远比不上第二产业(制造业)。比如以2013年为例,农民工返乡已经成为潮流,全国就业情况良好,但扣除物价因素后,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人均真实产出增速分别为10%、8%和1%,这说明中国的第三产业生产效率远远低于第二产业。
如果照目前这个趋势下去,第三产业效率就会拖累中国经济增长的增速以及增长空间。因此,中国必须提高第三产业的效率,而这就会以减少大量就业为代价,最终让市场决定劳动力价值。目前,第三产业农民工或就业者工资增速较高,是由通胀引起的水涨船高效应,而非效率提升带来的结果,并不断提升社会整体的物价水平,对制造业产生了冲击。所以,从整个中国经济的现状与发展趋势看,低效率的第三产业雇佣了太多劳动力,影响了相对效率更高的第二产业发展。
这种状态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低效率意味着低产出,低产出意味着低收入,低收入就会影响总需求并减少经济发展动力。这是一条清晰的逻辑。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主要由服务业支撑,主要原因是服务业的效率高于第二产业,因此成为高收入国家。中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正在削弱,依靠技术提升效率还需要时间,如果依靠低效率的服务业发展,将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这不仅仅是制造业的困惑,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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